“谁是我的邻舍？”| 基督教的社群关怀与文明创制（一）

编者按：本篇文章是作者对基督教的社群关怀的思考与反思，文章内容所涉及到的基督教社群关怀不仅包括基督教内部的，也包括基督教如何由内而外开出现代社会的一部分，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部分。作者在本篇中主要把这个由内而外的展开过程说清楚。

“邻舍”消失了吗？

最近，人类学家项飙老师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我们现在好像丧失了这种构造出一种能够相互信任的关系能力和自信……个人的意义与尊严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是在关系……你不能够去追求人尊严，你一定要构建出附近，重新去想这个关系，建构出关系。”他说在他们那个年代，也就是八九十年代，他在北大念书做浙江村的社会学研究，他认为二三十年前他们是有“附近”的，或者说至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但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丧失了这种“附近”，不知道“附近”有谁，或者跟附近的人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项飙很敏锐地捕捉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就是人们失去了共同体，也失去了社群关怀，人们找不到自己真正归属的社群，难以想象跟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当然，如果就此怀念起二三十年前的亲缘关系，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在一个市场经济被限制，用“单位”“户口”和“铁饭碗”稳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年代，不值得怀念。那种也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一定是存在高度的价值观认同，是在一个多元的环境里，经过自由选择和反思之后的认同和文明创制，不是你“被统一”“被统治”后不得不认同某个信念和某个群体，这种“伪共同体”其实没有什么文明创制的能力或者战斗力，迟早也会瓦解。

但是，瓦解之后的问题更大了，也就说人们原来就没有真正的共同体，而进入一个更加原子化的社会后，就更散沙，甚至流沙了。在这种流沙环境里，人们每天做的就是最大程度地趋利避害和自我满足，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怯者挥刀向更弱者，很难考虑到什么文明创制。

文明创制，创造一套文明体系，最开始需要奉献和牺牲，需要前人栽树，需要在荒漠里走出一条路，而且不是别人让你走时你才走，而是你自己因为内在的信仰或者信念快要爆棚，不得不走，不走就整天难受。用基督教的话说，就像保罗在亚细亚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他被圣灵“催逼”，虽然很清楚未来一定有捆锁和患难，但他不得不继续去这些地方传教。前面三百多年，基督教传播的核心动因，就是因为内在的信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催逼”。那个时候，没有完整的圣经和文本，也没有后来复杂、精细的经院神学，就是靠着无形的圣灵的带领，靠着一群没有受过贵族教育的底层信众（很多是寡妇）的信心，三百年后，基督教占领了罗马帝国，改造了古希腊罗马文明，整合了西方世界，提供现代文明的母版。这就是文明创制的源动力。

但是，你反过来想，“传教”本身是反自然人性的。按照儒家的差异等级观，士大夫没必要整天跟农民住在一起，跟他说你要行仁义，因为仁义本质上是讲给贵族和官员听的。佛家和道家就更尊重自然人性了，你有佛缘、道缘才会来亲近，和尚道士不会整天来向你讲《唯识论》或者《道德经》，而是主要忙于自己的修道。事实上，按照韦伯的理解，高雅的文言文甚至对古典文字的神秘化理解，背后就是极深的传统主义，这些都是仅仅限于一小群的精英内部的。但是，在基督教的观念里，它需要主动地传，而且是不分种族和阶层的传，还要传遍地极。使徒保罗是犹太人也是罗马公民，日子应该不错，但他却主动传播当时在罗马人和犹太人看来都是邪门歪道的基督教，而且甯可被石头砸死和被钉十字架，还是不分昼夜地跑遍地中海地区传教。不仅他一个人，耶稣死后的三百年，几乎所有使徒和殉道者都是这样做的。这很不可思议。他们太关心别人了，按照中国人的老话，就像和事佬。但是如果按照他们自身的理解，他们就是被圣灵催逼，就这么简单。但问题来了，传教不仅仅是传播宗教而已，本质上是在建立一种新的文明，因为信徒要重新按照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做新人，建立教会，过新的日子，这些都是在信仰里自然而然就做的事，自然而然就移风易俗了，无形中就生长出新的文明秩序。

文明创制和社群关怀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文明就是把一群人组织起来，共享高度协调的价值观，有不加复杂思考的默认的规则和习俗。如果这种文明还能对其他文明产生长时间的持续吸引力，那它更具有生命力。所以可以想象，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明是天然主动关心他人的，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隻有处于晚期的文明，才是高度自利、冷漠自私，或者无暇他顾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明创制的源动力，尽管跟中国文化的差异不小，但单单理解起来并不难懂。直到现代西方社会，很多慈善、教育、医疗，甚至像红十字会等，很多原先隻是源自基督教内部，或者和它相关的很小的事工，一开始也都是少数人，甚至一两个基督徒怀着信念就开始做起来。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传播范围扩大，它们慢慢就演变成跨国的大组织，其中形成的规则和知识体系，变成其他文明共享或者需要去学习了解的通用规则，包括如何看待个人和社群的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成了普世性的观念和价值。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常说“现代化”。学界对“现代化”的定义和界围，至今还在争论，但从主要方面来看，它其实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由内而外、外化出来的一系列观念、价值、规则和知识体系。

当然，我也同意余英时先生的判断，儒家文明并不反对现代文明，而且也的确参与了“现代社会”在中国的生成。近代早期乃至明末清初引介西学最积极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儒家士大夫，而不是其他群体。但是，我们也必须从根底上注意到，虽然儒家和现代文明存在着相当的亲和性，但它本身并没有开出现代社会的一系列规则和知识体系。或者按照一些美国汉学家的思路，虽然在儒家的思想和实践中也能找到“自由”、“个体”，或者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等诸多线索和要素，但儒家并没有自发地发展出可以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同等体量、扩展全球的文明体系。这也是能直接看到的事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一个事实，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演变过程。按我的理解，基督教开出现代文明，是一个相当复杂、多义、变动的过程。我们站在事后来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偶然性。或者说，基督信仰本身，最开始不一定存有开出现代文明的必然目的。然而，经过和不同文化的融合、长时间的思辨讨论，甚至冲突，事实上却又开出了现代文明，已造成眼下的结果，形成强势、普遍、独特的现代文明。这样一来，我们又不得不去回溯和分析这种偶然中的必然。这个背景，其实跟基督教的社群关怀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基于自身的信仰，对所有信徒以及“外邦人”存有普遍的、个体的、全人的关怀，这本身是符合现代社会的，也催生出某种现代价值。随着基督信仰的扩展，这种理念和做法扩展到其他地方，成为其他文明学习的价值和规则。

这种扩展的过程，可以从国际红十字会看出。这个组织是目前发挥实际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之一，但它却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类似联合国那样由主权国家派出代表组成的国际组织，它本质上是一家位于瑞士的私人协会，最开始由一位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亨利·杜南创办，他们的核心委员会和雇员长期仅限于日内瓦的信奉新教的公民。但为什么这样一家私人协会，能在战场上直接发挥作用？因为它在长期活动中，积累了信誉和各方尊重，得到国际法的豁免，有将近200个国家参与《日内瓦公约》，这让它能够在战争中有效保护和运送伤员和战俘。但回看它的起点，就是亨利·杜南最开始的“五人委员会”，当时他看到一个小镇的战争双方有很多伤兵得不到救助，就叫来一些朋友，有医生、律师和将军，一起组建了委员会救助伤兵。后面，经过一战、二战，要解决的事情更多了，慢慢发展成大型的国际组织。这就是几个基督徒基于解决实际问题，展现公共关怀的小型事工，扩展为普遍性、国际性的大组织，提供全人类的普世关怀，变成现代世界秩序的一部分。

这种例子，在西方多得不计其数，后面我要讲的苏格兰遗孀基金，也是一样。这可以看出基督教的文明创制，一开始都是从关心某个很具体但很要紧的问题，从具体的人和事出发，回应人的问题，后来慢慢变成国际秩序，变成全人类共享的文明。另外，从这个角度看，儒释道文明并没有发展出与之匹敌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发展出其他国家进入“现代化”不得不学习的一系列规则体系。

社群关怀：从精英到大众

很多人是通过基督教的精英人士，来认识社群关怀的。比如特雷莎修女，她是天主教徒，后来在印度创办了仁爱传教会，创办了很多慈善机构，专门服务那些患艾滋病、麻风病的妇女，甚至一些垂死的穷人，因为很多穷人快死去的时候，没有人来照顾他，也请不起保姆，所以仁爱传教会专门设立了这样的居所，给穷人提供临终关怀，让他们有尊严地去世。现在，仁爱传教会还在很多国家继续活动，虽然特雷莎修女已经去世很多年，但还有大量修女在继续这样的事工。特蕾莎到印度以后，专门把印度最底层的种姓——吠舍穿的一种白棉粗布，作为自己修会的服装，因为她们认为基督的福音、上帝的爱，不分种姓和阶层。

另外，很多人知道柏格理，他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传教士，跑到云贵山区的石门坎传教，除了建立教会，还办了学校、麻风病医院、足球场、游泳池等，还给大花苗发明了罗马拼音的苗文，让他们能识字、受教育，结果变成了云贵高原的文化高地。另外还种牛痘，消灭了天花，甚至柏格理被当地人称为苗王，直接把这些民族从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带进了现代文明。

其实，这种案例很多。比如史怀哲，所谓“非洲圣人”，他是德国的一位神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管风琴拉得非常好，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他是典型的德国精英知识分子，当他29岁的时候，听到法国人占领了非洲，刚果缺少医生，他就决定去学医，经过9年学习，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全家移民非洲，到加蓬去创办麻风病院，创办丛林诊所，然后30多年一直在当地，做医疗和慈善的事工。

还有一位基督徒叫晏阳初，他是四川人，后去到中国香港的学校和美国耶鲁大学念书。毕业以后回到国内，到湖南、四川办学校和医院。他有很系统的一些理念，比如平民教育运动，我这边就不展开说了。我也去寻访过他在重庆北碚的办学遗址，现在已经被改造成博物馆。晏阳初受基督教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他早年在香港圣保罗书院（已并入香港大学），就接触到基督教，成为基督徒。所以，他一生在做的平民教育，本身就有浓重的基督信仰和社群关怀的底色。当然，也有中国传统儒家的仁爱和民胞物与。但是，如果缺了基督教这个底色，就很难了，因为他的很多做法， 包括另一位基督徒教育家陶行知所做的，源头都是从基督教和美国触发和学习来的。

当然，基督教的社群关怀，不仅仅这些精英在做，不是知识分子的阳春白雪，它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是普通信徒的事工，是普通人的常识和习惯。

有一些数据统计，在香港，虽然基督徒只占到全港人数的8%，但是基督教承担了60%以上的社会福利，40%以上的中学教育。也就是说，基督教承担的社会功能，跟它的人口比例是不成正比的。人口比例非常之低，但是它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比例却相当之高，这是在香港的数据。

在美国，单单一个信义宗的公共服务，每年就服务600万人。天主教在美国成年人中占20%，是美国最大的教派。第二大是浸信会，占15%。天主教的医院为美国1/6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另外，美国大概75%以上的人曾经普遍从事过义工、志愿者这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

基督宗教（包含天主教、新教等）本身是世界性宗教，全球有20多亿信徒，两千年的历史中，支撑了罗马帝国的中后期，大一统的中世纪，以及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今天，它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宗教和文明体系，是英美德法等社会的民族信仰和社会主体，开出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慈善、医疗机构。

这里有一组数据，截止2021年，天主教在全球开办72,667所幼儿园，98,925所小学校，49,552所初中，5,245所医院，14,963家诊所，532所麻风病院，15,429所老人院和慢性病、残疾人中心，9,374所孤儿院，10,723所儿童乐园，12,308所婚姻咨询中心，3,199所教育和社会再教育中心，33,840所其它类型机构。这些机构很多在亚非拉地区，而且有些持续历史三四百年，没有中断。比如耶稣会办的大学，美国的波士顿学院、芝加哥罗耀拉大学、旧金山大学，韩国的西江大学，日本的上智大学等。除了天主教和它底下的很多修会，其他新教的宗派也都办了属于各自体系的机构，就更多了，后来逐渐演变为更开放的公共机构，比如清教徒创办的早期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比如苏格兰长老会、韩国长老会在各自国家开出的现代文明体系。很难想象，抽离掉这些基于基督信仰的社群关怀，“现代文明”还会剩下哪些硬框架？

所以，从这里我想引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遍地开花、长达数千年的社群关怀，它源源不断的动力，到底是从哪儿来、怎么来的？仅仅是一时的发好心吗？或者按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做好人好事、行善积德吗？仅仅靠一时的热爱吗？如果仅仅靠这些，能够持久吗？能够跨越国界、跨越年代，持续上千年吗？我想，这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依靠背后更深厚的历史、文化、制度，乃至整个文明civilization内部和外部的呼应和整合，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特蕾莎、柏格理、晏阳初、陶行知等这些基督徒社会活动家，这不是个例，不是他们一时感动就去做了，跟背后深厚的信仰土壤、制度土壤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这种土壤，它是没法持久的。

面向真实的人和问题

基督教的社群关怀，不是耶稣以后才后，早在摩西时期，早期犹太教就已经有了。如今犹太人仍然保持独特、强大的民族认同和信仰认同，它的低人口数量和它的高度文明贡献，是不成比例的。3000多年前，摩西五经涉及的律法，就能看出它对不同人的牧养和治理是非常多元的，非常详细，比如随便翻开《申命记》，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40年，快要进入迦南美地时摩西的吩咐，里面都是点名道姓的吩咐，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不像中国古代法典那样模糊。到了佛教和道教，禅宗和心学，就更模糊了，直接拉平了所有人的人格特点，你看不见任何具体面目的个人，或者说个人淹没在这套信念里面了。

但是，在犹太人的圣经里，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我以前读不进这些书，读完《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里祭祀的繁文缛节，《民数记》和《申命记》都直接跳过了。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中国读书人最看不进的，或许才蕴藏着犹太民族的核心秘密。这些“繁文缛节”的东西，都在讲耶和华怎么恩待和惩罚祖先，应该怎么设立长子，如果哥哥去世，他的夫人没有怀孕，成为寡妇，那么弟弟如何去继承这个寡妇？都是这些东西，还点名道姓，谁应该这么做，谁不能这么做。

还有，你借钱的时候，能不能放高利贷，能不能取利息，然后面对聋子的时候，能不能咒骂他，能不能放障碍物到瞎子面前，这些都规定地非常细。而且这些是实际发挥作用的，你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去祭坛前赎罪吧。OK，那你要怎么赎罪，怎么献出和宰杀小羊羔，怎么交给祭司，这些后续步骤，也给你规定好了。

如果放在中国文化的脉络里，外儒内道的士大夫可能用一句“吾心自足”“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就把这一切给化解了，它最终造成了一个个孤单、慎独、整天读圣贤书，不想也不敢跟农民、囚犯、盐商往来的人格。但在希伯来圣经里，都是点名道姓一个个真实的人。这些经典被传承了数千年，至今还有神圣性，而且直接影响了犹太教、基督教，都是非常注重人格互动的，因为他们信奉的耶和华就是这样一位与实际的人互动的神。说到这里，你再去读《民数记》，可能就有感觉了。三千多年前的希伯来圣经已经非常细了，这个特点在新约圣经也一直存在，耶稣、彼得、保罗说的话、做的事，都是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带有自己的性格特征，比如疯狂爱耶稣的抹大拉的玛丽亚，比如耶稣靠一句话救下来的撒马利亚妇人，还有墙头草一样的渔夫彼得，最后坚定信仰，被倒钉十字架。保罗就更不用说了，他骂小亚细亚的不同教会的方式都不一样。今天读起来，这些仍然像是真实的生活，不像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故事而已。所以说，从犹太教到早期基督教，到中世纪天主教，再到后来多元的新教宗派，这条总线索，不断被演绎、继承、变化，两三千年来都没有断掉过。这种面向真实的人，以及它的历史性是基督教社群关怀的一大特点。